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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新国企 周予启:用“工匠精神”为 “中国品质”代言
2016-04-12

  嘉宾介绍:周予启 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嘉宾主持:刘少华 人民日报海外版侠客岛、学习小组团队创始人成员

  主持人:

  广大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少华,来自人民日报海外版侠客岛。

  周予启:

  广大网友大好,我是周予启,来自中建一局。

  主持人:

  周总,我原来住在北京的北四环,现在我住在东三环,北四环有一个水立方,东三环有一个国贸三期。我刚才查阅资料才知道,这些都跟您有关,你基本上定义着我生活中主要的景观。我再查一下才发现,国贸三期是“北京第一高楼”,天津津塔“华北第一高楼”,深圳的平安金融中心是“中国第一高楼”,都是您担任总工程师,您作为一个建筑师跟“高”过不去呢?

  周予启:

  刚才您提的这些工程,确实都是我们中建一局的“作品”,并不是我们公司一直要跟“高”过不去,我觉得可以这么来说,超高层建筑,或者是摩天大楼是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地区经济蓬勃发展发展到一定程度出现的产物,从本质上讲,任何一个超高层建筑不是为造一个超高层建筑而造,本身是一种企业行为,经济的行为,也就是造超高层的摩天大楼会给投资方带来更多的收益,所以才会有这种现象。

  我们这个企业在这方面有比较多的技术积累和技术实势,所以随着国家的经济发展,我们承接了刚才您提了这些工程。

  主持人:

  刚才提到您对摩天大楼的兴趣,因为我了解到您是1998年从中国矿业大学毕业之后,18年间职业生涯全部都在建筑行业,您为什么要对建筑行业情有独钟呢?

  周予启:

  说我对建筑行业情有独钟,不知道怎么解释才好。实际上应该这样来讲,我来到建筑施工行业,来到中建一局实际上是一个偶然,因为我是毕业中国矿业大学,学的岩土工程专业,就是主要搞地下这方面的工作。读书的时候还想做一些研究,后来因为1998年推行大部制改革,机缘巧合就来到了中建一局。来到我们公司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小众专业,因为我们单位主要是学施工建筑工民建专业,正好从1998年我工作这些年来,咱们国家经济发展的比较快,房建业务也处于蓬勃发展的阶段,我在这种快速的建筑行业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自己的所的知识在这个企业是学有所用,或者是在建筑行业大有可为,我尽管是一个小众专业,很快到融合这个企业,发挥自己的作用,也学习到很多有用的知识,所以我才成为这个企业的总工程师。

  主持人:

  从您一开始进入建筑行业,因为刚才您也提到是中国矿业大学毕业,肯定有一个转型期或者是一个适应期,您是怎么度过这个阶段的?

  周予启:

  我想是这样的,转化一个行业对任何一个人来说,可能都比较困难,对我来说可能也有这个问题,因为众所周知我们国家在发展过程当中,比如我原来中国矿业大学是隶属于煤炭部,那时候的工作到我们建工部的建筑施工企业是要有一些培养费用要交。我到了建筑施工单位,最开始的时候到了一个修路的桥梁工地,主要从事打桩,住宿条件很艰苦,七八月份的北京基本在野外已经冷的盖毛巾被都睡不着觉,住宿条件是住在农民的仓库,站在二层的床上都摸到不着顶棚,晚上睡觉都可以从被窝里拽出两只蟋蟀,吃得很差。我自己本身也是从农村考出来,我觉得吃得差一点、住得差一点,相对来讲我都觉得还没有打垮我,我觉得我在工地上跟当时的农民工一起绑钢筋、拉水泥管子、打桩,因为要保障进度。

  因为我觉得我用我的这种智慧对现场进行管理,用我的力量跟他们一起劳动,我觉得相对来讲,我那时候的感觉是,我学习的知识能有用,我的付出能够得到他们的认可,我觉得在当时就是这样慢慢的留下来了。

  当然,后来我做完这个工程还有其他的一些工程,慢慢也进入我们公司总承包的房建工程,到了房建工程的时候,当时面临的是另外的工作,钢筋、混凝土等这些。我在工地一线跟工人打交道大概有三年的时间,三年以后,我就在项目上从事技术管理,相对来讲是项目上的一个技术工作者。

  主持人:

  所以蟋蟀没打倒你,吃得差、住得差也没打倒你。我很好奇,因为您一开始肯定不是做摩天大楼的,从小项目到大项目有没有把你打垮?

  周予启:

  我觉得从我的成长经历,应该说现在回头看看,做小项目有做小项目的好处,工程少、人员少,所有的东西都可控,所有东西都是自己亲手做的,完成的质量都在你的心理。做大项目,因为需要更多人,团结协作一起来完成一个超级工程,这个时候作为一个管理者,实际上是需要有一个比较丰富的经验,对未来发生的事要有一个前瞻性的(预判),从一个小项目的总工到大项目的总工,开始一年确实有很多不适应,因为我对将要发生的很多事情没有这些前瞻性的,也没有给我的手下提供一些更有意义的指导,或者是把比较多的,那些应该提前处理好、预控好的事情都变成非常急迫的工作,好在那时候我还比较年轻,因为年轻所以有激情、有活力,用自己的勤奋弥补了自己对大项目经验的不足。经过1-2年的适应时间,我对刚才你提的这些超级工程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后面就比较能够驾轻就熟了。

  主持人:

  您说到驾轻就熟,今年李克强总理做《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我在现场,他提到一词的时候我浑身一机灵,他说“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为什么我对这个词感觉一机灵呢,是因为我长期对这个词很关注,我以前特别喜欢苹果公司的创始人乔布斯,我一直从一个爱好者的身份来讲,我们国家特别缺这个。但是您是作为一个曾经执行过很多超级工程,您从总工的角度怎么去理解克强总理提出的“工匠精神”精神?

  周予启:

  工匠从我们国家的角度,比如说铁匠、木匠,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密不可分一个职业,但是我个人理解克强总理讲的工匠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匠。这个“工匠精神”应该是追求精益求精,精雕细琢的精神,跟我们当前快速的经济发展阶段,有一些企业、有一些项目盲目追求短平快,把我们现在生产的这些产品,或者是这些建筑物,制造的没有没有物尽其用,没有达到他该有的品质需求。所以,我觉得这个“工匠精神”其实是要让我们通过这种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精神,把我们做的产品的质量提升上去,克服浮躁的情绪。我一开始是这么理解“工匠精神”。

  主持人:

  您认为克强总理为什么在现在这个节点给大家提这个“工匠精神”呢?

  周予启:

  我想这个“工匠精神”对我们这个企业,应该说是存在。简单我说一下中建一局,中建一局是1953年成立,当时是抗美援朝的部队下来的。因为我们是在洪学智的部队,下来以后直接到长春一汽,转业以后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因为我们前身都是解放军,抗美援朝志愿军,你说做工程,实际上是不能成为工匠,而是工人。这时候我们想把这个长春一汽建造好,我们是从江苏、上海,因为那时候是计划经济,征招了一批匠人,有木匠、有铁匠,把他们都招过来,由他们带着我们这些转业的志愿兵来做工程。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企业从那时候开始,实际上这种“工匠精神”就一直存在。尽管到了现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以后,我们现在的主要劳动力是从社会招聘的农民工、农村生育劳动力,但是我们这种技工还是大量的存在,因为你要把一个工程的品质提升上去,完全的按照这种计件的方式,任由农民工兄弟去做,他有时候可能就克服不了短平快,因为是跟他完全的工作量是取酬,我们要控制这个品质,要每一栋建筑物、每一栋楼房精益求精的建设好。正因为我们六十多年追求的这种“工匠精神”,所以我们去年后来了建筑施工企业中国政府领域的最高奖“中国品质”,我们这个“工匠精神”不是克强总理现在讲到才有,我们这个企业从一成立到现在,一直是这么传承的。我想这个“工匠精神”让更多人克服浮躁情绪,把产品品质提升上去。

  主持人:

  您提到“中国质量奖”,因为我们知道在国际上中国制造有一个不好的名声,很多时候可能是一个不好的代名词。中建一局获得了“中国质量奖”,因为这个就代表最高水平,您怎么看待中国品质的问题?

  周予启:

  我想是这样的,Made-in China在国际上现在的形象没有可能达到我们的预期,跟我们的快速发展跟我们有一些过程的质量管理有关系的。

  实际你想一想,二战以后,德国制造按照我们这一代年轻这个概念,德国制造就是最好的品质,他也不是,二战以后他在很长一段时间,跟我们现在的Made-in China意义是一样的,所以想要把这个中国品质提升上去,实际上是要靠我们一代一代的人,就是靠每个人从生产的任何一个产品上,都要按照这种“工匠精神”,精雕细琢把它做到百分之百完美。

  因为想把这个产品品质提升上去,需要比较长的时间,需要比较长的过程,所以我刚才也讲到中建一局从一开始到现在,一直坚持的就是这个。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叫“品质保证、价值创造”,也就是我们这个品质保障从一开始就要保障这个东西,我们这个企业坚持这个核心价值观,所以才成就了我们的中国质量最高奖,支撑我们的最高奖,我们企业到目前为止一共获得了46项中国房建领域的最高的质量奖——鲁班奖。我们也同时获得了40项国家优质工程奖,还有11项詹天佑大奖。前面2项江,鲁班奖和国家优质工程奖,比较偏重于建筑产品的质量,詹天佑大奖主要偏向于产品、建筑施工过程,或者是产品本身的科技创新。这些都是我们中国品质的一个体现。

  主持人:

  可能中建一局在建筑行业做得确实不错。但是我们知道,建筑行业在我们国家民众中的口碑并不是特别特别好,“楼歪歪”等都是民众用于调侃建筑行业的,您又是国内电极的岩土专家,我要让您代言“中国品质”,您想怎么代言?

  周予启:

  我觉得“中国品质”要想提升上去,要靠我们每一个从业者,更要靠我们我们的深化改革、科技创新,我想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讲的去产能,不完全是去工业化的产能,我们建筑业这种生产能力,其实有些也需要优胜劣汰,像刚才你讲的“楼歪歪”、“楼退退”,实际上都是在我们国家建筑行业快速发展的时候,从90年代近二十年快速发展,因为现在有些,比如像多层建筑,或者是普通的高层建筑,实际上技术相对来讲已经成熟,可能不需要我们这种建设部的特级总承包、一级承包商,甚至有些地方因为种种原因二级承包商都在做,不同的级别技术要求是不太一样的,有些企业在品质上忽视了这种品质管理。像“楼歪歪”影响比较大,上海莲花河畔这个楼的倾倒,不是一个原因导致的,女人有一个良好的施工体系,但凡造成事故的任何一个因素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这个楼都不会整体的倒塌。如果我从一个搞基础的角度来讲,想打造中国品质,最需要把工程的地基、把工程基础,把埋在地下的貌似见不得光的,这些工程一定要做成精品工程做成良心工程,因为这些地下工程很多时候就像开工没有回头箭一样,没有后悔药给你吃的,所以我们打造中国品质首先就要从基础坐骑。有一句老话叫“基础补牢、地动山摇”,当然结构工程也需要精益求精。

  主持人:

  您刚才提到很多东西都在地下,一旦埋下去就没有后悔药可吃。我看您这儿埋了一个60米的擎天巨柱,而且说这里面遇到了很多的难题,比如说把钻锤给打碎了等等,有很多的工程问题。我今天搜索您的名字的时候,发现关于您的科技专利数量远远超过新闻报道的数量,这在我的采访对象当中是非常少见的。我就想知道在这个过程您有很多很多的创新,包括60米打下去有很多创新,包括香港和深圳的电缆如何保护等等,创新特别多。我特别想知道,您怎么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做到创新,怎么看待创新这个过程中的意义?

  周予启:

  我本人来到中建一局很偶然,但是我很幸运,但是我们这个公司承担了很多高大精尖的工程,你能查到的这些创新都是我在从事这些重大工程当中取得的,是因为这些超级工程有这个创新的需求。

  刚才您讲的,比如像深圳平安金融中心,当时设计高度是中国第一高楼,660米高。支撑这么高的高楼,就需要一个强大的基础,就需要一个直径8米的大桩,这个大桩到目前为止是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直径最大的。这个桩又要求向下在地下埋深将近70米深,六十多米。还需要这个浅固进入强度高达88兆帕的微风花岗岩,强度非常高。这个时候我们目前国内就没有合适的机械设备来施工。你不创新就没办法完成这个工程,这个创新实际上都是逼出来的。因为你作为企业,已经承担了人家这个施工任务,完不成就必须要创新。

  平安金融中心除了这点,还有更多的科技创新,比如平安核心层混凝土有高达555米,我们常规施工是靠普通的模板体系,这么高做不上去。我们在这个工程上,就采用了是多点的小吨位短行程液压爬模施工系统,这个工程是应该是国内采用小吨位短行程液压爬模施工系统第一次施工到555米高,并且我们都知道深圳处于沿海地区,还会有台风,我们在设计阶段就按照50米/秒,大概相当于200公里/小时的台风风速做的设计,正好2014年的时候有一场最大的台风,就魏玛逊过境,我们这个体系经受住了考验。

  主持人:

  刚才您提到很多创新是被逼出来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国家一开始并没有这个摩天大楼,比如从80年代开始,我理解从有摩天大楼开始到现在,并不是我们的团队从一开始可以承担这么大的项目,这里面有没有学出来或者是磨炼出来的一些创新呢?

  周予启:

  有,超高层建筑,按照我们国家的标准是超过100米就是超高层建筑,以现在的技术100米真的没有多少技术门槛,但如果把这个事情放眼到30年前,1986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中建一局在北京承担CBD国贸一期的楼,当时应该是156米高。这个楼在30年前的时候,那就是绝对的超高层。我们的中建一局不是到21世纪才做超高层,那时候也做超高层。就像您刚才说的,那时候没人见过,那时候我们也不能独立承担,那时候这个工程的总包是由外商,法国的SAE承担了,他也归雇佣了一批新加坡的华人、香港的华人来管理我们,我们那时候的角色就像今天的农民包工队一样,我们给他们干活儿,我们这个企业是有管理人员,我们是有大批技术人员,我们跟他做的时候也是跟他们学习。我们跟外商学习做超高层也是学习的,我们80年代就今天的农民工。到1992年国贸要建二期,经过偶然的努力,用我们的智慧编制投标书就成功地说服了当时的中国国际贸易中心,他们同意我们做国贸二期的总包,但是他们对我们还不太完全信任,所以他也给我们指定了很多专业承包商,钢结构、机电、电梯,那时候我们不能够完全把控这个工程。因为甲方有指定,他还要帮我们管理。在过了不到十年,到2005年当时国贸三期A330米高是北京第一高楼,我们在做三期A阶段这个超高层的时候,我们就成为这个项目把控所有资源的真正的总承包商,也就是说这30年就像你说的,我们对超高层也是在给人家出力,跟人家学习,自己尝试去做,到自己能够把控着去做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主持人:

  就是学了二十年,中国制造从大概十年前就具有足够的能力去做这种超高层的建筑。我可以这么理解。

  周予启:

  可以这么理解。

  主持人:

  从北京国贸的330米到深圳平安的600多米完全无压力。我问一个外行的问题,觉得您现在能承担的高度能有多高?

  周予启:

  我个人觉得是不是可以这么讲,中国建筑是世界500强的企业,我们也是国资委的房建企业里面最好的企业。我们从2010年开是启动,中国千米建筑的科学研究工作。我们到2012年立项,中建一局承担了千米课题施工子课题5个里面的2个子课题,由我承担了其中1个,千米高层建筑垂直运输子课题的研究。我们借用平安550米高的楼,我们研究了C100混凝土用现在现有的设备、现有的技术,通过优化这个混凝土配合比,调整混凝土的合力,我们用2300延长比混凝土输送泵管,用水分的泵管来模拟竖向垂直泵的高度,成功地把C100混凝土泵送到1000米的高度,应该说我们中国建筑在国内具备了建造千米建造的能力。

  再稍微透露一点,中建投入这么多搞了千米建筑课题的研究,实际上我们前端有建筑设计、结构设计、基建设计、材料和施工,分为五部分。我们结构设计的总设计师讲,我们目前中国这个设计是超过1000米的,应该说通过努力,我们也能够做到2000米的高度。你说我们能做多高?应该说我们现在具备了突破1000米高度的能力。但是不是中国建筑或者是中国就需要建这种,这需要市场来决定。像刚开始建摩天大楼,不是世界第一高、北京第一高、中国第一高,本身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是市场行为,是要为市场服务,是要盈利。这也是习总书记说了,企业要有利润、产品要有市场。

  主持人:

  市场来决定。我可以在这儿非常负责任的告诉各位网友,我身边坐的这位男人和所代表的中建一局可以建一千多米的高楼,这在之前我们作为普通人是完全想象的。

  但是我这儿有您的一段“黑历史”,我读一下,是发生在2010年的一天,深圳地铁集团的几位领导对我身边周总说的几句话“谁让你们把站厅的地面砸了?地铁无法运营你们负得了责吗”?周总接了句话,特别不会聊天,说“接下来我还要把出站口的地砖全部砸了,你们如果想罚款的话就等我全部砸完再一起罚”。我看报道里面,这时候项目书记叫陈明(音)同志心里就想,周予启一定是疯了,想了这么一句话。支撑您这么“疯”的自信来自哪里,为什么敢砸人家的地铁站?

  周予启:

  我想你这个“黑历史”爆料爆的有点狠,应该这么说,你讲这个事大体上是有,描述可能有些稍微演绎了一下。

  主持人:

  反正您就是冲人家横了。我可以这么理解。

  周予启:

  应该说是这样,我这么解释看是不是可以,我们在地面以上的建筑物需要保护、需要加强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用肉眼看得见的方法。但是对地下的建筑物,像您刚才讲的地铁,深圳地铁1号线在地面以下深埋15米,但是平安的基坑要挖33米,比它的深度要深一倍。我开挖的时候不可避免要对它有影响,我要想干这个活儿就得通过我的理论计算分析和我的一些经验,对人家的地铁提出一个保护措施。因为我们知道地铁在地下每小时大概要跑八九十公里,速度很快,地铁的这两条轨道允许变形差特别小,只有4毫米,还没有我的一根手指头宽。因为变形大了,火车开过去要出安全事故。我们这个方案报给地铁公司,地铁公司相关的专家委员会要进行审批,审批完要有保护方案,我要到人家地铁车站去保护是要影响乘客,怎么办?我就得在外面,不能进人家的大厅里面。但是他的出入口更难保护,就需要把他出入口的位置地砖全部破除掉。这个对人家搞“破坏”不是“打、砸、抢,对他这个地砖的破除实际上是要让我的后一道后续采用超前注浆预加固,要对它进行更好的保护,要把它完全保护起来。我们施工单位不能因为我们的施工影响人家的周围的环境,不能够对深圳广大人民出行造成麻烦,这是我们要做的。因为它难以保护我们就要把地砖破除掉,对超强注浆预加固,那时候我也比较年轻,像你说的一样说话太横,不会聊天、不会沟通,实际上都经过地铁集团的领导、专家委员会的审批,可能我们在跟地铁车站具体工作人员沟通的时候,方式有点欠妥当。

  主持人:

  就是人家在好好工作,您给砸了,还告诉人家是为了你质量更好。您对质量特别的关注。我们看到,实际上我们国家建筑质量是经常出问题的,您又经常去负责这些难度特别特别高的建筑物,从您的经验来看,您是怎么去保证施工的质量呢?

  周予启:

  保证建筑施工质量,可能不是一句话、二句说说清楚的。我可能还得要讲一下,我们中建核心的质量关,我们的核心质量关就是“品质保障、价值创造”。

  主持人:

  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讲怎么保证施工质量,这样可能会比较好。

  周予启:

  保证施工质量要套用我们中建的核心价值理论,叫“品质保证、价值创造”,在施工管理上首先要有施工质量管理体系和施工管理制度,这些制度要通过我们的施工管理人员,比如说作业指导书,技术交底这种形式,要把对工序的质量要求切实地传达到一线操作工人手里。因为到目前为止,中建一局自从有了市场基础以后,大量的工作是交由农民工完成的,我刚才也说了,农民工如果简单的以包代管,完成多少工作给多少钱,他可能没有时间去控制这个品质。这时候就体现了我们管理的重要作用,如果让又快又好完全的同时保证施工质量。

  我们这个企业目前也通过ISO9000等质量管理体系,我们是有管理制度、管理体系,通过我们广大的技术人员去保证这个质量。举一个例子:刚才讲了一下我们平安大直径桩,这么大的直径桩没有施工机械,我们需要用人工来。实际上国内人工挖桩的劳动队,挖一米直径、二米直径没有技术指导都可以很好的完成。做这么大他是第一次完成,我们需要用先进的科技理论,通过我们的数据模拟分析,得出来控制要点,比如我们需要多厚的超强护壁,护壁得需要配多少斤,护壁的强度需要大C30、还是C35的混凝土,这些都需要我们去管理,这个不能是任由农民工的自发的施工行为,这是需要管理的。

  主持人:

  最多您要管多少人?

  周予启:

  在我们建造中国平安这个工程,这个项目有管理人员将近200人。我现在回公司以后,我们这个处级施工单位,我下边从事技术管理的大概有将近400人。我们局里可能会更多。

  主持人:

  说到质量问题,有没有吓出一身冷汗的时候?

  周予启:

  这个肯定有了。

  主持人:

  我们老在谈建筑,关于建筑方面的最后一个问题问您,因为您刚才提到对摩天大楼、世界第一高楼没有什么兴趣,觉得是市场导向行为。本人在建筑行业的职业期许或者是有哪些愿望呢?

  周予启:

  我觉得偶然进入建筑施工这个行当,干了18年,我真的从心里爱上了这个行当,我觉得没进入这个行当之前,感觉干住施工是一个成熟的行业,是一个夕阳的行业,不像IT这种朝阳产业,没有引人注目的这些点。

  我干了这么多年,我觉得建筑这个行当还有更多提升的空间,这是我们国家提到的专业要转型升级,在过去这20年里,我们建筑行业的发展也像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一样,高歌猛进。在这个高歌猛进的过程中,能面出现粗制滥造,没有发挥资源最大的效率。我觉得未来的建筑,应该从绿色建筑、绿色施工,能够尽量的把这个建筑成为工业化的产品,通过我们现在先进的手段,把我们建筑技术生产力提升到一个更高的高度。我前几天看到吴敬琏先生写的文章,他提,我们目前转型升级,最重要的要提高单位员工或者是单各行业的技术生产率。在过去二十年、过去三十年,我们靠引进国外的技术、引进国外的装备,引进国外的施工工法,就让我们这个建筑行当达到一个比较发展水平。但是现在我们国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某些行当里面,我们可能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这时候我们再想提高劳动生产率靠引进是不行的,必须要靠创新、可科技创新达到这种科技创效,所以我对未来的建筑行业,我感觉应该在科技创新、科技创效,加强“工匠精神”,精益求精把我们每一个建筑产品都能做成建筑精品。我觉得应该在这个方向下大力度。

  主持人:

  也就是说作为能建中国最高楼的专家,您的职业生涯接下来的更高的追求不是高、而是精。可以这么理解吗。

  我们接下来转到一个更大话题,现在我们都知道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人民日报最早是连续九个版来解释一下了新常态是怎么回事,包括中高速增长、转型升级等等。我们知道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所有的人、所有的企业组织都需要适应这样一个新常态,您觉得作为中建一局,因为我们知道房地产进入新常态是一个既定的事实,包括我们看到房地产现在有大量的库存,有很多需要去产能的地方,您觉得中建一局将怎么去应对新常态这样一个挑战?

  周予启:

  我觉得通过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我们也能看到我们未来的一个走势,这也是我们国家现在提出来的,叫“产业转型升级”,要适应这种新常态。

  中建一局从今年年会,各级领导的报告,通过我们罗董事长、刘立新局长,我们公司的左强董事长、廖刚林总经理,方方面面都可以看到你提的这个词“转型升级”。我们中建一局在这一块:一是跟随国家的“一带一路”战略,要走出国门、走向海外,目前正在研究探讨做埃及的新首都功能,这个工程是由我们中建关庆董事长和埃及的住房保障部部长联合签约,由咱们国家习总书记和埃及赛西总统见签的一个工程。走到海外做央企的排头兵,我觉得这是中建一局的一个转型的方向,因为这也是国家的一个大的方向。我们的口号要打造中国建筑旗下最具国际核心竞争力的企业。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转型升级,就是目前咱们国家经济发展到程度,我们要做一些基础设施,比如在城市做综合管廊,我们企业的转型升级也要跟随国家这个大形势,起到我们央企、国企的作用,要在这方面下大力度,跟随大政策做一些能够改善民生、改善城市运营的这些工程。因为我们以前主要是做房建,高大精尖,现在高大精尖的市场可能会减弱,我们就转型就做这个。

  还有一个转型是通过科技创新,比如说刚才说的绿色施工技术、绿色建造、建筑工业化,通过这些科技创新把用我的话说把社会的资源做到物尽其用,因为全球的资源或者是中国的资源就这么多,不能把它都糟蹋在我们这一代手里,我们要给子孙万代留下精品工程,城市的标志性工程,也要给他们留下一点资源。

  主持人:

  刚才您提到很多点,我们是国企,这个栏目叫【对话新国企】,现在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年代,国企改革可能是我们这两年国家和社会非常关注的领域,您觉得作为中建一局的一个总工程师,怎么看待我们国企改革中可能出现的重点或者是难点?

  周予启:

  你提的这个问题确实我作为总工程师之前没有深入考虑的。

  主持人:

  就是你感受到的。

  周予启:

  我想是这样,比如说对我们中建一局来说,成立于1953年,到现在已经有63年了,按照现在的政策可以退休的。

  主持人:

  垂垂老矣。

  周予启:

  你说他是老企业吗?从年头上他是老企业,从我们国家现在的形势他也是一个新企业,因为这个企业从成立到现在,就像我刚才说的一直坚持的是“工匠精神”,我们的企业文化叫“先锋文化”,我们既然是中国建筑第一工程局,我们就要当好这个排头兵,成为先锋。这是我们要做的。

  那么,我们这个企业能做到今天,实际上要不断的创新,我们每年都要引进新学生,新学生有一些新的思路进来。当然我们的领导每年也适应发展的形势,搞不同形式的创新。所以才能让这个企业有活力、能创造价值,能够在中国建筑领域成为特级总承包企业,我们自己能够创造价值,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让自己的员工在建筑行业里做一个有身份的建筑施工管理人员。我想这也是习主席里面报告里面讲的。

  主持人:

  让每个员工在这个过程中有一种获得感、有一种参与感。

  周予启:

  对。

  主持人:

  我们知道今年其实是很多的开局之年,包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全面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开局之年,还有一个开局之年就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我们知道五年规划是中国国家运行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程序,是中国独有的,一管管五年。从现在开始五年,你觉得在未来五年,在“十三五”规划,包括中建一局在内我们的国企能做一些什么样的贡献呢?

  周予启:

  我觉得我们国家搞的每一个五年计划,实际上对国家的发展、对企业的发展,都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引领作用。我们现在去做一个五年之后的规划,既要依据现在这个状况、这种技术水平去探索五年之后的情况,同时也要根据国家大的形势来做这种判断。像你刚才说的,国家的“十三五”规划出来了,我们中建的“十三五”规划出来的,我们一局的也出来了,我们对未来五年,从发展的规模、从发展的质量、从刚才讲的员工的收入水平,我们都进行了深刻地规划。这种规划:一是要对未来有预期,因为没有目标就没有前进的动力,也没有方向。很多时候,五年规划可能现在看制定的目标都比较高,因为目标不高就没有压力,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我对“十三五”开局之年,应该说对这个规划既期许,也敬畏。

  因为是这样的,我当总工当了二年,如果没有这种比较高的目标,我像去年干也能干,但是建筑形势和国家的发展都一样,你不前进,别人前进了你就是落后。因为你都落后了,企业怎么创造价值?没法创造价值。所以,我对每一个五年规划,应该说还是期待的,也愿意用自己的这种努力,蹦着高儿去把它实现。

  主持人:

  周总是业界前辈,从1998年毕业到2013年成为中建一局的总工程师,然后到现在成为总工程师二年多之后,还非常谦虚地说“要蹦着高去创新”,其实这个对建筑行业的年轻人绝对是一个楷模一样的人物存在,您有没有什么话想对年轻人说的?

  周予启:

  如果真的要对年轻人说几句是这样:

  第一,你不管进入哪一个行当,都要有一个目标,能够踏踏实实为这个目标去。在实现的过程中也会遇到很多困难,遇到困难要想办法去克服困难。因为我跟我的一个同事来探讨另外一个同事的成长,因为我有一个同事是这样的,他工作一年遇到了困难就换了一个地方,换了地方干上三年又换了一个地方,换了一个地方干了一年又换了一个地方,这就造成他遇到困难就绕着走,干了五年他还是一个普通的员工。不管是年轻人,还是我自己,其实我现在在我这个岗位上,工作的时候也会遇到很多困难,如果每个人遇到困难都绕着走怎么会成长呢?没法成长。

  今年过春节的时候我陪着夫人和孩子去看了《功夫熊猫3》,当然去的目的就是为了看这个电影,看完我们家孩子就记着都是这个故事的情节,我当时就跟我们家孩子说了一句话,其实这几年我每年春节都会陪我家孩子的去看一部动画电影,不是为了拉动内需,要告诉他做什么。今年看完《功夫熊猫3》就说了一句话,熊猫大侠他师傅说了一句最重要的话,“一个人如果一直做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永远没有进步”,我也一样。

  主持人:

  要挑战自己的舒适区。

  周予启:

  要挑战的自己的能力,要让自己做一些具有挑战的事情才会有进步。我觉得每个年轻人也一样,入了行一定要咬住一个目标坚定地干下去,越困难的工作、对你来说是成长历练最大的工作,就像我说的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中搞施工,吃不好、睡不好,每天还要值夜班,工作时间长、挣的也不多,那时候撤了,我也就没有今天了。你也不会真正接地气的去学到一些东西,所以遇到困难要迎难而上。这是一个。

  第二个对年轻人要说的,要对生活有信心,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因为我从我的18年的工作经历,我可以这么说,我住在那个农民草房里面的时候,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住进楼房,我可以告诉你,三年以后我住进了一个很小楼房,只有40多平米,这个小房子我住了也将近8年,到2009年的时候因为孩子也大了,才换了一个稍微大一点的房子。

  就是说,我们在北京可能很多人都买不起房,买不起房的时候就天天发愁能解决问题吗?解决不了问题,我在十年前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买上房,我在五年前也不知道自己会当上总工。我觉得对未来美好的预期,有一个非常心态,努力的去做好今天的工作,这是我能得以成功的一个根本。

  所以,我希望看到今天访谈的所有人,可能比我年轻,也可能会有比我年老人,我觉得都应该有这样的心态,叫有长远的目标,但是要脚踏实地的做好今天的工作,要有一个科技创新的想法,能够把它付诸于行动,去实现你的价值。我觉得这是我想对他们要说的。

  主持人:

  所以是征途是星辰大海,但是我们的方式是脚踏实地。我用六个字形容周总刚才这一番对年轻人的话,叫做“既立志又坦诚”。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收看今天的访谈,谢谢大家!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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